公子行

天津桥下阳春水,天津桥上繁华子。
马声回合青云外,人影动摇绿波里。
绿波荡漾玉为砂,青云离披锦作霞。
可怜杨柳伤心树,可怜桃李断肠花。
此日遨游邀美女,此时歌舞入娼家。
娼家美女郁金香,飞来飞去公子傍。
的的珠帘白日映,娥娥玉颜红粉妆。
花际徘徊双蛱蝶,池边顾步两鸳鸯。
倾国倾城汉武帝,为云为雨楚襄王。
古来容光人所羡,况复今日遥相见。
愿作轻罗著细腰,愿为明镜分娇面。
与君相向转相亲,与君双栖共一身。
愿作贞松千岁古,谁论芳槿一朝新。
百年同谢西山日,千秋万古北邙尘。

作品评述

公子行鉴赏

  “天津桥”在洛阳西南洛水上,是唐人春游最繁华的景点之一。刘希夷此诗从天津桥写起,因为天津桥下洛水是清澈的,春来尤其碧绿可爱。诗中“阳春水”的铸辞,引人入胜。与“天津桥下阳春水”对举的,是“天津桥上繁华子”,即纨绔公子——青春年少的人。以下略写马嘶入云以见兴致后,就巧妙地将春水与少年,揉合于倒影的描写:“人影动摇绿波里。”

  意象飘逸,如镜花水月之虚幻。这种梦幻般的色彩,对诗中所写的快乐短暂的人生,起到点染之功。紧接写水中(或岸上)的砂,和倒映水中的云霞,以陪衬人影。词藻华丽,分别融合化用了“始镜底以如玉,终积岸而成沙”(谢灵运)的赋句和“(锦)文似云霞”(《拾遗记》)的文句,又以顶针的辞格衔接上文,意象、词采、声韵皆美。这段关于东都之春的描绘,最后落在宫门内外的碧树与春花。梁简文帝曾有诗道:

  “桃含可怜紫,柳发断肠青。”诗人以赞叹不绝于口的排比句式出之:“可怜杨柳伤心树!可怜桃李断肠花!”“伤心”、“断肠”的固然来自好景不长,以及与杨柳、桃李有关的其它联想。但诗人连呼可爱,又似乎是喜极之辞。或者,他此刻“已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玄学家所谓的‘永恒’——一个最缥缈,又最实在,令人惊喜,又令人震怖的存在。”(闻一多)这种富于柔情的彻悟和动人春色本身,都能撩起无限暇思。

  春游意兴已足,公子将归何处;“此日遨游邀美女,此时歌舞入娼家。”诗人将人间的艳遇,安排在自然界的春意中,构思是巧妙的。效果是双重的。那“飞来飞去公子傍”的,可能是“郁金香”,也可能是“歌舞”,语义双关。满堂氛氲,舞姿妙曼,公子必已心醉目迷了。诗人这时用两句分别描绘华堂景物和美人的花容月貌,“的的(明亮)珠帘白日映,娥娥(美好)玉颜红粉妆。”(《古诗》“娥娥红粉妆。”)闲中著色,有助于表现歌筵的欢乐。“花际徘徊双蛱蝶,池边顾步两鸳鸯。”在这精巧的景色穿插中,蕴含着这样的构思:成双作对的昆虫水鸟,促使恋人迅速效仿。“蛱蝶”、“鸳鸯”为性欲蒙上了一层生物学的面纱。“倾国倾城”、“为云为雨”两句,更是直白地暗示着情欲的放纵了。这两个措辞直接出自汉武帝李夫人、楚王神女的故事传说,颇有狂俗的感觉,然而施诸娼家场合,又以其本色而可喜。这种颠狂,乃是都城诗里常有的内容,而闻一多对卢照邻诗的批评:“颠狂中有战栗,堕落中有灵性”,正可移用于此诗。

  “古来容光人所羡”以下,诗人将笔墨集中在热恋双方的山盟海誓上,拓出了一番新的境界。前四句是公子声口,“愿作轻罗著细腰,愿为明镜分娇面”,化用张衡《同声歌》。但“思为苑蒻席,在下蔽匡床;愿为罗衾帱,在上卫风霜”,本是女性口吻,到陶潜《闲情赋》“愿在衣而为领,承华首之余芳”等句,转为男性谦卑口吻,便是一个创造。此诗则既沿陶诗作男性口吻,又如张作只写两愿。“愿为明镜分娇面”的构想尤妙不可言。不说“观”娇面,实则已包含化镜观面的献身之意,又兼有“分”享女方对美的自我陶醉之意,充分表达了爱的情愫。“与君相向转相亲”六句是艺妓的答辞,总括起来八个字:永远相爱,同生共死。梁代王僧孺诗云:“妾意在寒松,君心若朝槿。”意在怨恨男方之恋情如木槿,朝花暮落,不像己心如松树耐寒持久。这首诗反用其意作“愿作贞松千岁古,谁论芳槿一朝新”。末二句意思是在生愿结百年之好,死后也愿同化北邙飞尘。“百年——千秋——万古”,既有递进,更增加了夸饰的色彩。沈德潜评此节为“公子惑于声色而娼家以诳语答之。”(《唐诗别裁》)

  如果与《长安古意》比较,《公子行》却别有一种倩丽风流,这首诗对仗工丽,上下蝉联。在对叠律的运用上,穷极变化,尤有特色。诗中使用最多的是叠首换尾的排比句式,一般用于段落的起结处及对话中(“愿作轻罗著细腰,愿为明镜分娇面”;“与君相向转相亲,与君双栖共一身”),形成一种特殊的顿挫,又造成重复中求变化和一气贯注的韵调。此外,各种带有复叠的对仗句也逐步可见。此外还有顶针格(如第四、五句衔接)和前分后总格(“美女”、“娼家”分合的三句)的巧妙使用。这些都有助于全诗形成一种明珠走盘的音情,为这首春歌增添了不少风姿。

作者介绍

刘希夷 (约651-?) 唐诗人。 一名庭芝,字延之(一作庭芝),汉族,汝州(今河南省汝州市)人。 上元进士,善弹琵琶。其诗以歌行见长,多写闺情,辞意柔婉华丽,且多感伤情调。《代悲白头吟》有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句,相传其舅宋之问欲据为已有,希夷不允,之问竟遣人用土囊将他压死。延之少有文华,落魄不拘常格,后为人所害,死时年未三十。原有集,已失传。

刘希夷的成就

  刘希夷善为从军闺情诗,辞藻婉丽,然意旨悲苦,未为人重。后孙昱撰《正声集》,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,由是大为时所称赏。代表作有《从军行》、《采桑》、《春日行歌》、《春女行》、《捣衣篇》、《代悲白头翁》、《洛川怀古》等。其中《代悲白头翁》一诗写花开花落,时光掷人;“今年花落颜色改,明年花开复谁在?”,由此发出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以及“宛转娥眉能几时,须臾鹤发乱如丝”之感慨。《红楼梦》中甄士隐对跛足道人的《好了歌》的解注之词“陋室空堂,当年笏满床,衰草枯杨,曾为歌舞场”以及黛玉的《葬花词》“明媚鲜妍能几时,一朝飘泊难寻觅”、“试看春残花渐落,便是红颜老死时”的用词与意境显然是模仿了这首诗,可见此诗魅力。集十卷,今编诗一卷(全唐诗上卷第八十二)。

刘希夷的墓址

  夷园,即初唐诗人刘希夷的墓园。刘希夷墓位于汝州风穴寺山门东侧,背依龙山,面朝黄虎山。墓始筑于唐,原为土冢,唐时墓前植有柏树。千年后,树高近三丈,一株四人方可合抱,树茎分三枝,故称“三柱香”。另一株需五人合抱,树荫面积百多平方,状如巨伞,故称“一蓬伞”。解放前遭毁。

  清朝初年,刘希夷墓年久失修,只剩下一个土丘,清雍正七年(1729年),汝州文人用青石将刘墓护砌,周围广植松柏,并立碑刻“唐诗人刘希夷墓”。使刘希夷墓成为汝州一景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,州署在墓周用青砖砌成长宽各5米,高2米的透花围墙,临路辟圆券门,门口立雍正十年所刻碑石。

  文革时墓被平,1984年,在张绍文等24位知名人士倡议下,原临汝县人大常委会于同年6月14日第22次会议通过,县财政拨专款5万元,于1985年建纪念堂厢房各5间,大门一个,门额请张绍文先生书丹“夷园”之名,并刻墓碑一块立于墓前。但因管理不善,5间纪念堂不久被山火焚毁。

  1994年,风穴寺文管所砌园林式围墙近400米,1998年重建纪念堂5间,又将一对清代石狮移立门前。

  1999年秋,用青石重砌圆形墓冢,高一米,直径为2.9米,象征刘希夷享年29周岁。

  刘希夷墓周围,建有一个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落,看上去像是古建,同行的汝州市宣传部新闻科长张万强倒很实在,告诉我这“古建”不过20年历史。上世纪80年代时,刘希夷墓只剩下一块清代光绪年间开封人冯承志父子撰文的石碑,旁边还有半块残碑。当时“文化大革命”刚过,国家百废重兴,汝州一些文化人就打算修复墓园。在他们的极力游说下,1985年,当地政府出资修建了现在的墓园。

刘希夷的生平考证

  初唐著名诗人刘希夷的死因,旧说多谓为宋之问所害。 此说肇始于唐人笔记《大唐新语》及《刘宾客嘉话录》。《大唐新语》云:

  “刘希夷,一名挺之,汝州人。少有文华,好为宫体,词旨悲苦,不为所重。善掐琵琶。尝为《白头翁咏》曰:‘今年花落颜色改,明年花开复谁在?’既而自悔曰:‘我此诗似谶,与石崇“白首同所归”何异也?’乃更作一句云:‘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’既而叹曰:‘此句复似向谶矣,然死生有命,岂复由此!’乃两存之。诗成未周,为奸所杀。或云宋之问害之。”《刘宾客嘉话录》云:“刘希夷曰:‘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’,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,恳乞,许而不与。之问怒,以土袋压杀之。宋生不得其死,天报之也。”

  宋以后不少著作,每每沿袭此说。现当代一些名家著作乃至一些文学史、辞典等,也采用此说。如闻一多《宫体诗的自赎》、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、《辞海》、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。以致1981年临汝县(今汝州市)重修刘希夷墓,林冠夫先生撰写碑文时,仍宗此说。

  然而,仔细推敲一下,便会发现此说不仅既乏确凿的根据,也无有力的旁证;而且无论从时间上抑或从情理上似乎都讲不通,因此,难以成立。

  从时间上说。刘、宋二人的生卒年月均史无明载,只能从比较隐微的材料中推测。倘若果如《唐才子传》所言,即刘希夷上元二年(公元675)中进士时“年二十五”、死时“未及三十”;那么他当生于高宗永徽二年(公元651,闻一多《唐诗大系》即定刘希夷生于是年),卒于仪凤、调露间,至迟不晚于高宗永隆元年(公元680)。而据宋之问《秋莲赋》一文自序云:

  “天授元年,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”,分直,指分直习艺馆(据《通鉴卷二○八注,习艺馆本名内文学馆,武后改为习艺馆,又改为翰林内教坊)。又据《新唐书·宋之问传》云:

  “甫冠,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。”则宋之问在武则天天授元年(公元690)时方才“甫冠”(即刚刚二十岁)。

  那么他当生于高宗咸亨二年(公元671)。也就是说,宋之问比刘希夷小了整整二十岁。可见当刘希夷三十岁死时,宋之问只不过是个十岁的幼童,试问其如何能“以土袋压杀之”?或者“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”?

  就情理上说。据傅璇琮先生考证,《新唐书》中“‘甫冠’的记载是错误的”,并引《唐才子传》言宋之问亦“上元二年进士”,进而推断宋之问当生于公元656年(闻一多《唐诗大系》即定宋之问生年为公元656年)。这样一来,刘希夷死时,宋之问已二十五岁,自然单从年龄上讲,足以能够杀人夺诗了。但据史载宋之问自少时即以诗著称,如《旧唐书》云:“之问弱冠知名,尤善五言诗,当时无能出其右者。”而刘希夷则“体势与时不合”、“不为所重”,也就是说,宋之问的诗名远在刘希夷之上,何至为了区区两句诗而用极残忍的手段杀人?何况被杀者还是自己的外甥(二人是否真有甥舅关系尚待另考)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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